黄州旅游攻略苏东坡

1.黄州安国游记 苏轼 的译文

元丰二年十二月，余自吴兴守得罪，上不忍诛，以为黄州团练副使，使思过而自新焉。其明年二月至黄。舍馆粗定，衣食稍给，闭门却扫，收招魂魄，退伏思念，求所以自新之方。反观从来举意动作，皆不中道，非独今以得罪者也。欲新其一，恐失其二，触类而求之，有不可胜悔者，于是喟然叹曰：“道不足以御气，性不足以胜习。不锄其本，而耘其末，今虽改之，后必复作，盍归诚佛僧求一洗之？”得城南精舍曰安国寺，有茂林修竹，陂池亭榭。间一、二日辄往，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则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垢所以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净，染污自落，表里翛然，无所附丽，私窃乐之。旦往而暮还者，五年于此矣。 寺僧曰继连，为僧首七年，得赐衣。又七年，当赐号，欲谢去，其徒与父老相率留之。连笑曰：“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”卒谢去。余是以愧其人。七年，余将有临汝之行。连曰：“寺未有记，具石请记之。”余不得辞。

寺立于伪唐保大二年，始名“护国”，嘉祐八年赐今名。堂宇斋阁，连皆易新之，严丽深稳，悦可人意，至者忘归。岁正月，男女万人会庭中，饮食作乐，且祠瘟神，江淮旧俗也。四月六日，汝州团练副使眉山苏轼记。

2.黄州的苏轼 都去过哪里

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，任满后，被调往密州、徐州、湖州等地，任知州。

政绩显赫，深得民心。 这样持续了大概十年，苏轼遇到了生平之一祸事。

当时有人（李定等人）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，大做文章。元丰二年（1079年），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，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，“文字毁谤君相”的罪名，被捕下狱，史称“乌台诗案”。

苏轼坐牢103天，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。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，苏轼才算躲过一劫。

出狱以后，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（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）。这个职位相当低微，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，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城东的一块坡地，种田帮补生计。

“东坡居士”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。 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年），苏轼离开黄州，奉诏赴汝州就任。

由于长途跋涉，旅途劳顿，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。汝州路途遥远，且路费已尽，再加上丧子之痛，苏轼便上书朝廷，请求暂时不去汝州，先到常州居住，后被批准。

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，神宗驾崩。 哲宗即位，高太后听政，新党势力倒台，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。

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。在朝半月，升起居舍人，三个月后，升中书舍人，不久又升翰林学士知制诰。

俗话说：“京官不好当。”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，认为其与所谓“王党”不过一丘之貉，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。

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，又不能见谅于旧党，因而再度自求外调。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，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。

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，疏浚西湖，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，也就是著名的“苏堤”。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，自比唐代的白居易。

但元祐六年（1091年），他又被召回朝。但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，外放颍州。

元祐八年（1093年）新党再度执政，再次被贬至惠州（今广东惠阳）。后徽宗即位，调廉州安置、舒州团练副使、永州安置。

元符三年（1101年）大赦，复任朝奉郎，北归途中，卒于常州，谥号文忠。享年六十六岁。

3.求苏东坡传中有关苏东坡在黄州部分的内容

苏东坡由现在起，由情势所迫，要一变而为农夫，由气质和自然的爱好所促使，要变成一个隐士。

社会，文化，学问，读历史的教训，外在的本分责任，只能隐 *** 的本来面目。若把一个人由时间和传统所赋予他的那些虚饰剥除净尽，此人的本相便呈现于你之前了。

苏东坡若回到民众之间，那他就犹如在水中的海豹。在陆地上拖着鳍和尾巴走的海豹，只能算是半个海豹。

苏东坡最可爱，是在他身为独立自由的农人自谋生活的时候。中国人由心里就赞美头戴斗笠、手扶犁耙、立在山边田间的农人——倘若他也能作好诗，击牛角而吟咏。

他偶尔喝醉，甚至常常喝醉而月夜登城徘徊。这时他成了自然中伟大的顽童——也许造物主根本就希望人是这副面貌吧。

在元丰三年（一0八0）正月初一，苏东坡已和长子迈离开京都，启程前往幽居之地黄州，迈当时已经二十一岁。苏东坡是走最近的陆路赶往的，他把家眷留下由弟弟子由照顾，随后再去。

贫穷的子由要带着自己的一大家人——七女、三男、两个女婿，再加上哥哥的眷属，前往新任所高安，在九江南部数百里之遥。酒监的职位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，只相当于官营的一个酒馆经理而已。

坐船走了几个月，子由到了九江，把家眷留在那儿等候他，自己带着哥哥的家眷和朝云，还有两个孩子，顺长江上行往东坡的处所去。东坡是二月初一到的黄州，家眷是五月二十九到的。

黄州是长江边上一个穷苦的小镇，在汉口下面约六十里地。在等待家眷之时，苏东坡暂时住在定惠院，这个小寺院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，离江边还有一段路。

他和僧人一同吃饭，午饭与晚饭后，总是在一棵山植树下散步，关于这种情形，他写了些极其可爱的诗。不久，身边便有了不少的朋友。

徐太守热诚相待，常以酒宴相邀。长江对面，武昌（不是今日的武昌）的朱太守也常送酒食给他。

在雨天，东坡睡到很迟才起床，快近黄昏时，散步很久，在起伏不平的东山麓漫游，在庙宇、私人庭园、树阴掩蔽的溪流等处，探胜寻幽。在别的日子，有时朋友来访，则一同到长江两岸的山里游玩。

那一带是丘陵起伏林木茂盛之区，乡野风光如画。南岸有攀山，耸立于湖溪交错的平原上。

苏东坡幸而死里逃生，至少是个惊心动魄的经验，他开始深思人生的意义。在六月他写的别弟诗里，他说他的生命犹如爬在旋转中的磨盘上的线蚁，又如旋风中的羽毛。

他开始沉思自己的个性，而考虑如何才能得到心情的真正安宁。他转向了宗教。

在他写的《安国寺记》里他说： “余二月至黄舍。馆粗定，衣食稍给，闭门却扫，收召魂魄。

退伏思念，求所以自新之方。反观从来举意动作，皆不中道，非独今之所以得罪也。

欲新其一，恐失其二；触类而求之，有不可胜悔者。于是喟然叹曰：‘道不足以御气，性不足以胜习，不锄其本而耘其末，今虽改之，后必复作。

差归诚佛僧，求一洗之。’得城南精舍，曰安国寺，有茂林修竹、破池亭谢。

间一二日辄往焚香默坐，深自省察，则物我相忘，身心皆空，求罪始所生而不可得。一念清净，染污自落；表里像然，无所附丽。

私窃乐之。” 与他宗教思想相反的一股力量，就是深藏他内心的儒家思想。

他的儒家思想，似乎又把他拖往了另一个方向。诚然，人可以在宗教之中寻取到安静，但是，倘若佛教思想若是正确，而人生只是一种幻觉，人应当完全把社会弃置不顾，这样人类就非灭绝不可，那一切都空空如也才好呢！所以，在佛教要达到精神的空虚和无我的精神存在，就要完全摆脱个人的牵挂，而儒家是抱现实的思想，要对人类尽其职责义务，于是两种思想之间便有冲突。

所谓解脱一事，只不过是在获得了精神上的和谐之后，使基层的人性附属于高层的人性，听其支配而已。一个人若能凭理性上的克己功夫获得此种精神上的和谐，他就不须完全离开社会才能获得解脱了。

比方说，在社会上有对抗邪恶一事。理学家朱熹批评苏东坡出狱后写的两首诗，说其中没有克己与自新之意。

那两首诗，如前所见，似乎还是以前老苏东坡的本色未改。问题是，他是否有意改过向善？他是否有意要三缄其口，国事有错误也绝不批评吗？对不太亲密的朋友，他是一个回答法；对更好的朋友，他是另一个回答法。

在苏东坡写给朋友的两封信里，他吐露了肺腑之言。一封是给至交李常的。

因为李常曾写诗去安慰他，但是李常的诗太感伤，苏东坡不以为然，写信回答他。信上说：“何乃耶？仆本以铁石心肠待公。

吾济虽老且穷，而道理贯心肝，忠义填骨髓，直须谈笑生死之际，若见仆困穷使相怜，则与不学道者，大不相远矣……虽怀坎憬于时，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，便忘躯为之，一切付与造物。非兄仆岂发此？看讫便火之。

不知者以为垢病也。” 在控告苏东坡案中，王巩获罪最重，现在流放在偏远的西南，苏东坡给他写过几封信。

先表示己事使王巩受牵连，而受此苦难，至为难过，但接到王巩的信，知道王巩能于哲学中自求解脱。他回信中说：“知公真可人。

而不肖他日犹得以衰颜白发，厕宾客之末也……”接着说起道家长生之术，他自己正在修行。“某近颇知养生，亦自觉薄有所得。

见者皆言道貌与往日殊别。更相阔数年，索我间风之上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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